郭存海：委内瑞拉距离民众主义的宿命有多远

四种结构性变化的综合作用，会对马杜罗政权产生一种致命的可能性，即中产阶层和社会下层的抗议相互交织，甚至合流。

　　过去两三年间，委内瑞拉陷入持续的不稳定和政治社会冲突。目前看来，这种趋势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存在恶化和加剧的极大可能性。这种判断基于委内瑞拉内部结构性因素的变动趋势。

　　第一，过去20多年间，委内瑞拉的社会阶层分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实现了从以穷人为主体向以新兴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结构性转变。查韦斯上台当年，委内瑞拉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的近一半。而在查韦斯执政的14年间，经济繁荣和收入分配政策的双重作用，导致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和贫富差距大幅减少，推动新兴中产阶级成为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体。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还比较脆弱，是一种不稳定的或者脆弱的中产阶级，多数是“失望的成就者”，其典型特征是：收入中等、年龄中等、受教育程度位居平均水平之上，既无法像穷人那样继续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等社会计划，也无法像富人那样有能力放弃低质量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尽管实现了一定的社会流动，但仍心存不满，对继续向上流动的前景感到悲观。新兴中产阶级成为委内瑞拉政权的潜在挑战者，也是反对政府的主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查韦斯在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在制造自己的掘墓人。

　　第二，政治宽容度上升，国民认同急剧下降。从根本上来看，委内瑞拉的政治冲突是两种发展模式和两种发展道路的斗争，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刚性。查韦斯曾经利用两极分化战略成功地获得了一场又一场选举的胜利，但在其后期，特别是马杜罗时期，这种战略日益失去其效用。一个危险的信号是：公众对异见者的包容度明显提升。“美洲晴雨表”的最新调查发现，过去三年间，委内瑞拉的政治宽容度日益提高，无论其增幅还是绝对数量都是拉美国家中最高的。这说明当前委内瑞拉社会各阶层越来越认同“反对的权利”。随着2014年委内瑞拉政治因为普遍的抗议和暴力而陷入危机，委内瑞拉人将更加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平抗议的权利。这意味着委内瑞拉政府压制反对声音的举动将会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与此相应，对马杜罗的认同度急剧下降。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执政满意度在拉美23个总统（理）中名列倒数第一。这意味着进一步压制批评声音将导致马杜罗的支持率继续下降。

　　第三，政治支持基础异动，动员能力明显下降。中下阶层是委内瑞拉政府的主要支持力量，但最近两年的态势表明穷人追随政府的意愿在下降，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减弱。调查表明，2013年学生和反对派掀起抗议活动，问及受访者是否会响应马杜罗的呼吁上街捍卫政府时，只有21.3%受访者表示会，高达76.4%人则表示不会响应号召。而认为马杜罗呼吁上街反游行以保卫政府的举动是正确的比例还不足30%，更有67.3%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号召本身就是错误的。这说明中下阶层基于对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依附而产生的无力感虽然还在，但正逐渐消退或削弱。事实也的确如此。与2002年和2007年政府成功地动员中下阶层举行反示威游行相反，2013年马杜罗的动员诉求遭到冷遇。而新的更糟糕的趋势是，基于积极的公共政策成长起来的新兴阶层面临返贫的危险。由委内瑞拉三家顶级大学安德烈斯·贝略天主教大学（UCAB）、委内瑞拉中央大学（UCV）和西蒙·玻利瓦尔大学（USB）联合发起的独立调查发现 ，2013-2014年的经济衰退将委内瑞拉的贫困率重新拉回到接近1998年，即查韦斯竞选获胜那年的水平（45%）。2014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48.4%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下。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最新发布的数据也侧证了这种变化。委内瑞拉是2013年拉美地区唯一一个贫困率和赤贫率均大幅上升的国家，贫困率从2012年的25.4%上升到32.1%。可以预测，2015年委内瑞拉的收入贫困将再创新高，因为近两年来推动贫困增加的因素，比如商品和服务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恶性膨胀、实际工资购买力剧烈下降等短期内仍难以改变。

　　第四，社会冲突烈度急剧增加，抗议入罪化、抗议诉求多元化。从2011年开始，委内瑞拉社会冲突爆发的次数，除2013年略有下降外，一直呈持续增加态势，2014年和2015年初的增幅尤其显著。2011年委内瑞拉全国共爆发示威抗议事件5388起，到2014年骤然攀升至9286起。而从今年初的形势来看，未来一个时期委内瑞拉社会冲突有持续扩大的可能性。2015年1月委内瑞拉全国至少爆发518起抗议活动，平均每天17起，比2014年同期（445起）高出16%。从历史规律来看，新年第一个月爆发社会冲突的次数较低，主要是由于圣诞节和新年，但2015年则打破了这个规律，抗议频度较高，高于前4年同期水平。与此同时，抗议诉求尽管多元化，但大多数同民生和社会权利（比如物质短缺、住房、教育和劳工权利等）相关。因此一个危险的信号是，委内瑞拉第008610号法令将抗议入罪化，无疑将加剧未来的社会冲突，毕竟民生和社会权利诉求是刚性的，也更容易被反对派借机利用，导致社会诉求和政治诉求交互作用，相互增强。

　　上述四种结构性变化的综合作用，会对马杜罗政权产生一种致命的可能性，即中产阶层和社会下层的抗议相互交织，甚至合流。未来两到三年，委内瑞拉经济不太可能明显好转，反而有继续恶化的可能。经济衰退最容易对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构成威胁，因其脆弱和不稳定性而缺乏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因此也容易激起其不满和抗议。而穷人更多依赖政府转移支付来获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财政收入萎缩势必导致公共支出下降，影响最大的首先是社会下层。这会激发下层群体的不满，同时会降低其对政府的经济依附，动摇对政府的支持。2014年下层群体虽然没有参加中产阶级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但也没有走上街头捍卫政府。这说明政府来自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在削弱。在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多少财政资源同时满足中产阶层和下层群体的需要，他们争夺公共资源的斗争都会加剧。

　　因此面对黯淡的未来，马杜罗亟须放弃门户之见和意识形态偏见，通过对话凝聚共识，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发出声音，以缔造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共治局面，缓和危机。否则就很难逃脱多恩布什和塞巴斯蒂安早在1992年《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一书中就道出的民众主义的宿命：“一次又一次，拉丁美洲见证了民众主义的剧本播放到的不幸剧终。一俟获得权力，民众主义政府就试图通过大规模支出振兴经济（第一幕）。初步恢复后，出现通胀，政府施之以工资和价格控制（第二幕）。短缺、货币高估、赤字初现和资本抽逃加速经济危机爆发（第三幕），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主义政权的崩溃（第四幕，幕落）”。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拉开了第三幕的帷幕……